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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望深圳四十年

来源:韩历文学网www.hanliwx.com 作者: 互联网 2018-09-27 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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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年华 青春年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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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望深圳四十年
 
  40年前,深圳市还叫做宝安县,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,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、高楼林立,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。从此,对标香港,成为深圳的使命。
 
  30年前,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是中英街,深圳和香港的距离在这里拉到最近,全中国都来这里买黄金,中英街的金铺开门即被抢空。那时,万科还在卖投影机和录像机,中兴还在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,华为还在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。虽然手机、电脑还未兴起,但深圳的电子基因就此深种。
 
  20年前,深圳最中心的位置,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,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。同年,马化腾在华强北的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。深圳从此软硬件齐发,势将颠覆中国大地。
 
  10年前,伴随着PC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,华强北和腾讯踏上了各自的巅峰:前者成为了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,后者成为了中国首家市值过千亿的互联网公司。左手电子、右手互联网,深圳拥抱了整个时代。
 
  深圳的历史从东边开始。
 
  以东海岸的沙头角镇中英街为起点,西边直线距离十五公里处,是深圳历史最久、客流量最多的罗湖口岸。从罗湖口岸出发,沿着深南大道继续由东往西行驶,途经华强北商业区、腾讯大厦和前海开发区。这是一条崛起之路,每一个路标都是深圳腾飞的最好注脚。
 
  中英街往事:金铺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
 
  徐金走进了中英街后面的一家酒楼,这是他最常来的店。自从去年查出肺里长了一个瘤,他就申请了提前退休。每天吃完早茶,就和侄子在酒楼里看看赛马,偶尔也会赌一赌。
 
  他不常去中英街,那里人多嘴杂,而且大多都是游客和水客。一街之隔的海棠街就好很多,中英街的居委会、社区服务中心,都在海棠街和更安静一些的碧海路上。
 
  徐金一家已经在沙头角生活了50多年。他们原是惠州澳头人,一家人以渔船为生,做着跑船拉货的生意。1966年,徐金举家逃至香港,托在香港呆了10年的堂哥弄来了身份证,从此成为了香港人。之所以背井离乡,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的恶化,一方面则是深港两地的巨大差距。有人做过一个对比:1977年,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70元人民币,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6000元港币(约合2400元人民币),是深圳的近10倍。巨大的收入差距诱发了一波“逃港风潮”,徐金就是其中一员。
 
  70年代,被遣返回大陆的偷渡者。
 
  70年代,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来,家人又没有证件赴港,于是双方约定日子,在沙头角桥两头相会。相隔仅30米,彼此见得着,听得着,但无法接触,这就是沙头角当年著名的“界河会”。
 
  刚到香港第二年,徐金一家就来了沙头角,他们在当地买了木屋,生活渐渐稳定下来。当时,沙头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,以打渔、种田为生。直到80年,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,天热时出海打渔,天冷时就下水泥。不同于原生态的环境和生活方式,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,但回归前英界、华界都是“各扫门前雪”,即使同一条马路,中间都会留有一条缝隙。
 
  直到现在,这种隔阂仍然存在。交界处的哨所,年轻的哨兵看着往来的人群,有好事的游客探头望向他身后的界河,被他以手势阻止。河的另一边是香港警察的驻点。虽然每天都在同一个地点站岗,但除了深夜站在界河中间的小道上悄悄聊天,两人并不会有任何交流,哨兵也绝不会跨越界河。
 
  2018年,界河对面是香港住宅区,持有标“R”字母边境证的当地居民,可以随意跨越边境。在交流的十几分钟内,许多居民往来,但哨兵并未检查证件,据他所说,根据服装举止,就能一眼辨认哪些是居民,哪些是游客。
 
  徐金刚到沙头角的时候,中英街的名气还不大,虽然有人前来购物,但真正爆发是在80年代以后。在徐金的记忆里,当时人们“都过来买电器”,中英街贩卖的电视、录音机、油烟机都是从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来的货。因地处深港交界处,且货物免税,这里成了许多人买洋货的好去处。巅峰时期,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记录。
 
  更火爆的还是金铺。黄健明是在自家金铺里长大的,从父亲那一辈开始,他们就住在中英街。这家名为“源昌隆珠宝金饰”的金铺,承载了祖孙三代人的回忆:父亲在这里发家,黄健明除了留学英国的8年,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,如今,孩子放假了也会来金铺玩耍。
 
  2018年,古榕树对面的“源昌隆珠宝金饰”金铺。
 
  80、90年代,中英街掀起了一股“黄金热”,中英街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条“黄金街”。1988年达到高潮时,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。黄健明家最初并不是开金铺的,它的前身是一家日用品杂货店,“黄金热”兴起后才开始转卖黄金。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,“最高峰时有100多家(金铺)”。每天有几万人来中英街,买金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“一开门,那些人都是来抢的,几乎每天都卖光,”一位在金铺工作了近30年的老员工回忆道。
 
  80、90年代,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铺,全中国都来买黄金,因此称为“黄金街”。
 
  内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抢购黄金的背后,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。1983年,中国颁布了《金银管理条例》,确定国家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行生产、流通的全面管制,禁止个人和企业自由买卖黄金。内地无金可买,而紧邻香港的中英街不仅货量充足,而且价格更低、成色更好,于是成为买金的首选之地。
 
  中英街步入黄金时代,也影射着深圳驶上了第一条快车道。如同1979年从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的寓意(原深圳镇紧邻香港),深圳诞生之初就是要对标香港,相应地,港资、外资也成了深圳这一阶段的最大推手。1979年,深圳开始引进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有官员为了寻求合作,直接到酒店蹲点截堵港商,一年不到就引进了200家。1980年,蛇口工业区开始招商引资,来自瑞士、日本等地的资金相继涌入,为深圳注入新鲜血液。
 
  有些不同的是,中英街“一街两制”的宿命决定了它的崛起,也注定了它的衰落。1997年,香港回归,中英街由此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,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。2003年,香港全面开放自由行,游客可以直接过港购物。与此同时,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,产品质量存疑,更加剧了它的衰退。
 
  2004年,中英街博物馆的志愿者汪兰进在中英街买过一个手机,后来出了质量问题,但因为表店在香港一侧,不归深圳市消费者协会管辖,只好不了了之。
 
  “以前一个小时走不完的中英街,现在15分钟就走完了。”金铺员工如此形容中英街的冷清。黄健明也感叹,生意早已不如父亲经营店铺时好做,孩子未来是否接手金铺也都未知。鼎盛时期的100多家金铺,如今也只剩下“源昌隆珠宝金饰”一家。据统计,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,中英街的游客人数跌至800万人次,2002年仅有128万人次,最冷清时,一天的游客不足百人。
 
  进入新世纪,中英街人流量锐减,最冷清时一天不足百人。因为没人光顾,店员无聊间打起了呵欠。
 
  如今的中英街,从购物中心变成了旅游景点。每天限流1万人,深圳居民一个月能办一次通行证,非深圳居民三个月才能办一次,安保人员说“这是为了控制水客,让外地游客有机会进去”。中英街博物馆内,提着购物袋的游客在展示窗口前驻足,已分不清是来游玩,还是来购物。
 
  倒是“源昌隆珠宝金饰”对街的那株古榕树,仍似往年一般茂盛。
 
  华强北时代:“一个铺位的转让费炒到了50万”
 
 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,华强电子世界建成,这座商城位于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,占据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。此后,华强北就像产生了一种磁场,以华强电子世界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区域。都会电子、赛博宏大、桑达电子、远望数码等电子产品卖场拔地而起,万佳百货、茂业百货、东方时尚等综合型商场也相继诞生。华强北形成了电子中心和商圈,也开始有了“北有中关村,南有华强北”的说法。
 
  更早之前,深圳是没有电子中心的。如果回到80年代的华强北,站在街边,一眼就能望见天际线,周边是正在开发的土地,超过50米的高楼几乎不存在。巨浪掀起之前,浪花总是微小的。那时的深圳,虽然诞生了一批日后闻名世界的企业,但无论万科、中兴还是华为,它们在初创阶段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贸易、加工的行当。
 
  80年代,华强北和深南大道。
 
  1984年,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,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;1985年,侯为贵创办了中兴半导体,做着从电风扇、电子琴、冷暖机到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生意;1987年,任正非创办了华为,最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。
 
  80年代,王石在演示万科股份化方案,此前,万科主要做视频设备销售,此后,万科正式涉足房地产业务。
 
  贸易、加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“三来一补”。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后,一系列诸如减免所得税、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如期而至,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,“三来一补”产业日渐兴盛。企业集群效应下,再加上当时国内的电子元器件大多从日韩、美国进口,深圳紧靠香港,货来得快又便宜,渐渐成为电子中心,华强北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。
 
  “三来一补”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,是在邓小平南巡后。97年以后,深圳加速从低端消费品向高端消费品升级,华强北热卖的音响变成了家庭影院,收音机变成了VCD、DVD,数码相机、MP3也相继爆发。1999年,深圳市成立了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,即后来的深创投,投资与产业相辅相成,更加速了深圳的发展。
 
  1992年,深圳,户外巨幅宣传牌。当年,邓小平南巡,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,主旨就是要加快改革开放。
 
  夏海燕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在华强北买的,花了他近一个半月的工资。1999年,他刚来深圳工作,从同事口中听说了华强北。这个南北930米,东西1560米的区域里,聚集了上千家店铺,各式各样的手机、电脑还有电子元器件都能找到。“新品、山寨品、仿品到处都是,”夏海燕记忆犹新。
 
  最火爆的时候,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。在华强电子世界员工蔡佞娲的记忆里,成立于2009年底的华强LED国际采购交易中心,曾引发一波“价格战”,商户之间互相竞争,把价格从99杀到了9.9。采购商前赴后继,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。“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,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。”蔡佞娲说,虽然商场的铺租并未上涨多少,但转让费仍然让人望而却步。
 
  全国各地的采购商、经销商接踵而至,华强北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巅峰时期——第十届高交会华强北分会场开幕仪式上,华强北被授予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称号,由此确定了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。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,华强北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国外。后来,夏海燕去印度发展业务时,跑过许多城市,但无论是孟买、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,印度电脑城里卖的都是“华强北来的产品”。
 
  2009年,深圳华强北的3G手机批发中心,人潮涌动。
 
  关于那几年的火热,四楼经营矿机生意的女店员也印象深刻,虽然她刚来不久,但同行总是津津乐道华强北曾经的热闹,而他手机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“以前一楼哪里都是人,现在没几个了。”
 
  2012年,经过高压集中整治后,华强商业圈出现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潮,一些违法经营的商户失去了生存土壤。除此之外,电子商务的崛起也波及了实体商铺,传统硬件销售难以为继,许多商贩开始另谋出路,有人开了淘宝店,也有人黯然退场。据统计,华强北手机专业市场逾3500商户选择主动离开。
 
  2017年1月,因地铁施工封闭四年后的华强北重新复街,街道焕然一新,但盛景却不复往日。
 
  复街后的华强北人流量大减。
 
  鱼水共生,商户自谋出路之际,华强北也在努力寻求转型。2017年底,华强电子世界迁走了四楼的300家商户,为智能家居腾出了半层楼,为了吸引商户,甚至开出了“铺租减半”的优惠条件。“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/平米,对面的普通商铺却要400-500元/平米,”蔡佞娲说。
 
  截止采访时,已有30家商户入驻,几乎涵盖了国内的主流智能家居生产商。“下个月马上要入驻阿里巴巴投资的一家企业,叫涂鸦智能,一千多个平方。”谈话间,一位从罗湖过来的智能家居商前来咨询,蔡佞娲劝其入驻,口中不时蹦出“新零售”、“无人超市”这样的互联网新词。
 
  华强电子世界4楼的智能家居国际交易中心
 
  “或许可以再搞一个区块链专区。”她笑着指了指前方的商铺说,“这里还有矿机卖,全国只有华强北有。”作为全球最大的矿机销售集散地,比特币价格飙涨期间,华强北吸引了全球的买家,许多矿机铺位上的广告都印着中文、英语、韩语甚至阿拉伯语。
 
  不管是智能家居,还是区块链,华强北的身上,有着深圳崛起的原动力。紧抓时势,自我革命,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单纯依靠政策繁荣,也没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领先。
 
  夏海燕大学刚毕业时找工作,觉得深圳和珠海、厦门没什么分别,“只要是沿海都可以”。20年过去,他在这座城市买了两套房,也成立了自己的企业,家庭和财富的收获,是意料之外,又似乎在情理之中。
 
  互联网之城:机会与挑战并存
 
  对于马化腾来说,腾讯也是一个“意外”。
 
  “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,20多年后,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,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,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。”吴晓波在《腾讯传》中如此写道。
 
  1998年底,青年马化腾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工业园创立了腾讯,这间办公室保留至今,提醒着马化腾那段奋斗的时光。回看腾讯的历史,从事业群制替代业务系统制,到微信替代QQ,内部创新是其最大动力。这种做法更早的倡导者是华为,华为鼓励内部创业,走出的创业者达几十万,夏海燕就是其中一员。
 
  2004年,马化腾在位于赛格科技创业园的办公室中工作。
 
  2010年,夏海燕在深圳创办了华夏双赢。“深圳的市场化程度高,政府对于企业干预很小,给创业者留足了空间,”夏海燕说。深圳最初只是一个小渔村,没有固有产业和利益集团,一切都是从零开始,无需推翻重建,这决定了深圳单纯开放的政策环境。良好的政商关系还有一个更显见的案例:2015年IT领袖峰会八大趋势报告,是市长和企业家连续两个深夜探讨出来的。
 
  盛大COO陈大年曾感叹,深圳互联网的崛起就是得益于华为和腾讯。两家公司的掌舵人——任正非和马化腾是公认的最难采访到的企业老板,这与其一贯的低调姿态相关。低调、务实不仅嵌入了华为和腾讯的文化,也嵌入了深圳的基因。“华为、腾讯、中兴给深圳积累了很多人才和氛围,深圳创业者的作风都很务实。”乐逗游戏CEO陈湘宇也这么认为。
 
  马化腾刚创业时,校园里最流行的词语是“时不我待”,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。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到区块链,腾讯紧跟时势,甚至将其代入了深圳的历史——与深圳金融办建设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;与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;为深圳税务局的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提供底层技术。
 
  有人曾这样形容深圳和北京、上海的不同:“深圳的包容很强,你今天是一个平民,明天也可能发家。” 城市的包容性和无限潜力,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产业发展的政策,从制造到支付全覆盖的产业链闭环,更接近香港等国际市场、资本的地理位置,让深圳时至今日都是互联网人才就业、创业的首选之地。
 
  去年底,马化腾在母校深圳大学南端,建了一座新总部大楼。它与2009年建成的腾讯大厦一南一北,将深圳大学包裹其中;新大楼运用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,集数字化、智能化于一体;三个连接层将两座塔楼相互连接,寓意着“互联”。人才、技术、连接,正是腾讯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动力。
 
  2018年,建成后的腾讯滨海大厦
 
  挑战当然也存在。虽然互联网潮流掀起后,深圳以其集群效应,吸引了一批科技企业——以小米为例,虽然总部北京,但硬件生产、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——但大多是硬件企业,软件领域几乎是腾讯一枝独秀。根据胡润发布的独角兽指数,截止今年一季度,深圳独角兽企业11家,远低于北京的66家,上海的38家,和杭州的16家。超级独角兽如滴滴、美团、今日头条者,则无一位于深圳。
 
  与此同时,深圳人也面临着和北上广相同的生存焦虑。夏海燕经常会用自己发家致富的案例,来鼓励在印度遇到的朋友,但面对深圳现在的房价,他也感叹“很难再买得起第三套”;蔡佞娲则说,3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,会到深圳周边城市生活;汪民进也说,年纪太大之后,还是会回湖北老家。
 
  马化腾曾说:“深圳之于腾讯,如同硅谷之于苹果。”要比肩硅谷,深圳还有一段路程要走。
 
  有人说,深圳,是一个没有外地人的地方,也是一个没有本地人的地方。这里的一切都在过去40年建立,因为新,没有过去的沉重,深圳迎接新事物的姿态总是更加轻盈和开放。这条发源于1978年的小溪流起于微末,途中以兼容并蓄之势,汇入了贸易、制造、电子、互联网等多条支流,终于在40年后盛怒于南海之口,成就了今天的深圳。
 
  时间的冲刷下,曾经繁华热闹的中英街已渐渐淡出历史舞台,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;曾经把手机销遍中国的华强北,也开始谋求转型,卖起了智能家居;而腾讯则在深圳大学南面建起了新总部,寓意着“互联”。
 
  风口更迭,世事流转,深圳一直在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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